北京四大名医简介：北京四大名医都有谁？本文这就为你介绍：
北京四大名医简介
在20年代就已闻名遐迩的北京四大名医，为施今墨、萧龙友、孔伯华、汪逢春。这四位医家不仅医术高超，而且对近百年来中医界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。他们的人生道路，恰是一部中医百年兴衰史的缩影。
20世纪初，在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背景之下，多位杰出的中医学家崛起于华夏大地。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，逐渐形成了名医荟萃的局面。北京四大名医就是在这一时期相继悬壶京城的。
北京四大名医都有谁？
一、孔伯华
孔伯华（公元1885——1955），幼承家学，研讨古医籍，解放前（1934年）曾与萧龙友先生创办北平国医学院，历时十五年，毕业生达七百余人，擅长温热病学，喜用石膏。
关于他的学术经验，他的三子孔嗣伯曾在《中医杂志》1962年7——8号中介绍过，现摘要于下：
他认为中医在临床上不仅是单纯的看其局部的病，而且应该照顾到病人的整体，特别强调“元气”。辨证论治全凭纲要。
纲者：两纲，曰阴、曰阳；要者：六要，曰表、里、寒、热、虚、实。“两纲六要”，不能平列。在治学方面，首先应熟读《内经》，参悟经旨，不泥于古，抱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。
在诊断方面，脉贵于神，意在匀和。在病机方面，在正气受伤的原因中，他首先强调脾为后天之本，以及脾胃与肝的关系，尤其重视肝脾关系，主张脾胃有病必系肝，肝病必系于脾胃。
临证注意脾湿和肝热。在外感温热病方面，认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（久郁之热和潜伏之气）是感受温热病的主因。
他擅用石膏，是从躁、渴、喘、呕四处着眼，在他的著作《时斋医话》中讲述很详：“诸石膏之疗能，其体重能泻胃火，其气轻能解表肌（解表清热），生津液，除烦渴，退热疗斑（皮肤上出的小红点成片就叫斑），宣散外感温邪之实热，使从毛孔透出。
其性之凉并不寒于其他凉药，但其解热之效，远较其他凉药而过之。治伤寒之头痛如裂、壮热如火，尤为特效，并能缓脾益气，邪热去，脾得缓而元气回；催通乳汁，阳燥润，孔道滋而涌泉出；又能用于外科，治疗疡之溃烂化腐生肌；用于口腔而治口舌糜烂；胃热肺热之发斑发疹更属要药。”
民间因他善用石膏，有“石膏孔”的称誉。又善用鲜药，如鲜藿香、鲜佩兰、鲜薄荷、鲜藕、鲜荷叶等，取其芳香清轻，清灵通窍，除秽透达。
1929年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，曾明令废止中医。这一反动政策，立即激起中医界的极大公愤。各地推出代表齐集上海进行抗议，成立了“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”，进行斗争。
孔伯华先生被推为临时主席，全国舆论支持，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，并被迫同意成立国医馆。1955年孔伯华逝世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，并亲临他的寓所吊唁。
二、汪逢春
汪逢春（公元1884—1949），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，对于湿温病多所阐发，启迪后学。他的门人冯仰曾医生在《中医杂志》1958年第8号中介绍他的医案数例，可见他的学术一斑。现摘要如下：
湿温重症，气郁不得宣畅，以致肠胃秘结不通，用辛香宣化的方法，并佐以通腑之剂。一剂后头痛止而仍昏晕，形寒解而身热未净，斑疹和白囗出现甚多，再以清轻解热，兼通肠胃。
三诊身热已退，斑疹渐退，舌苔渐化，胸闷已舒，小溲渐淡，表明湿温化而未净，再以泄化余热，兼治胃肠。
他善用大豆卷、香青蒿芳香化湿浊，山桅、丹皮清里热，杏仁、薏苡仁、蔻仁宣畅三焦。枇杷叶、厚朴、半夏、连翘、芦根、瓜篓皮和胃化痰，散结滞，消胀满，通肠胃，益元散、殊茯神清心利尿、安神志，如此则湿温得化，余邪得解，善治湿温者，可师可法。
他喜用沉香粉一分、酒军二分、食盐一分，三味同研，以胶囊装好，分两次以药汁送下。这样少量吞服的方法既节约药材，又发挥疗效。
这里所称的一分相当于0.3克重，二分不过0.6克，三味加在一起仅有1.2克，胶囊不过装二三个，吞服下去到胃肠中直接发挥作用，比较汤剂用量小、收效大。这种方法是足以取法的。
温病初起验案，病人感受时令之邪，肺胃热盛（肺通于鼻，病邪由口鼻而入，首先入肺，胃为中焦，受纳水谷，比肺略进一层而属里），先生采用表里兼治的方法，以紫雪丹七分。犀角粉一分，二味同研，以胶囊装好，匀两次以药汁送下。
咳喘属慢性支气管炎，遇寒而发，主以温运化饮，另附白蔻仁二分、琥珀粉三分，二味同研，以胶囊装好，匀两次以药汁送下。俟停饮已化，病后气血两亏，宗《金匮》法用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汤加味（茯苓、甘草、五味子、生姜、细辛、半夏等味，其中茯苓、甘草和胃化痰饮，五味子、生姜、细辛、半夏几味合在一起发挥辛散苦降，一开一收，散寒温中，敛肺平喘）而收功。
痢疾验案，属湿热各滞，蕴蓄胃肠，亟以芳香疏通法而奏效。
气恼伤暑验案，采用芳香温中分利，以呃逆大作，引起剧变。俟呢逆止，以升降运中，调治胃肠，最后以升阳益胃收功。其间亦佐以胶囊剂，初以戈制半夏五分、局方至宝丹一丸，二味匀两次，开水送下。继以戈制半夏五分、淡干姜二分、食盐一分，三味同研，以胶囊装好，匀两次以药汁送下，着重清理胃肠。
以上几案，皆为善治之病，得心应手，药到病除，屡为群众所乐道。
他热心公益事业，尤注重培养人才，提倡在职教育。1942年曾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，为中医中药界培育人才，虽是短期培训性质，但纠集同道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前辈，如霍文楼。杨叔澄都是主讲教师，近代名医郭士魁就是当时的学员。他热心教育事业，提携后进，多所贡献。
三、施今墨
施今墨为中国著名医学家。字奖生，祖籍浙江萧山。因其祖父曾在云南和贵州任官，他于1881年3月28日生于贵州贵阳，取名施毓黔。
他年幼时，母亲多病，遂立志学医。其舅父李可亭是河南安阳名医，故施今墨13岁便随舅父学习中医，20岁时已熟习中医理论，开始独立行医。
然而施今墨父施小航认为通过读书踏入仕途才是正道。于是1902年就送施今墨进山西大学堂（今山西大学）读大学。在这所近代新型大学，他不断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，逐步产生了民主与革命的思想。后不满并反对学堂西斋主持人、英人李提摩太的专制，受到了校方处理，才不得以中途转读山西法政学堂。
不久又以优异成绩被保送京师法政学堂。在这里，他结识了黄兴，由其介绍加入了同盟会，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。以后，施今墨使以医疗为掩护，随黄兴奔走革命。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王朝，施今墨曾作为山西代表，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典礼。
以后一度在陆军部协助黄兴（任陆军总长）工作，主要协助其制定陆军法典。在《陆军刑法》。《陆军惩罚令》人陆军审判章程》的原稿中都留有他的手笔。袁世凯篡权后，孙中山出走，黄兴病故，施今墨应湖南督军谭延阁之聘，出任了湖南省教育厅长。
不久又应直隶水利督办熊希龄的邀请，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，志在此创造一个充满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理想境地，但因社会腐败，壮志难酬，愤而辞职，决心弃政从医。
由此1921年，遂改名为“今墨”。取义一纪念诞生地“黔”；二学习墨子，行兼爱之道，治病不论贵贱，施爱不分贫富；三医术上勇于草新，要成为当代绳墨（分之墨准之意）。
这时，施今墨经多年诊疗实践，且本人一直刻苦研习，医术已有相当水平，在京师名声大噪，深得民众赞誉。1925年孙中山在京卧病，施今墨曾应邀参加会诊。
1929年国民党政府一度拟决议取消中医，中医生存发发可危。施今墨遂联合同业，成立中医工会，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，数次赴南京请愿，以求力挽狂澜。
此时正值汪精卫主持行政院，其岳母适患痢疾，遍请西医未见奏效，危在旦夕。无奈之下，根据他人建议，汪精卫就请施令墨试诊。施今墨凭脉诊断病情，每言必中，令汪精卫岳母心悦诚服。后为她开据处方，并嘱“安心服药，一诊可愈，不必复诊。”后据此处方仅服药数剂，病即痊愈。
汪精卫由此信服了中医之神验。并给施今墨题“美意延年”字匾相送。由此也撤消了取消中医的议案，并批准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国立中医馆，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。
1930年杨虎城将军患病西安，施今墨又出诊千里，药到病除，载誉而归。从此其名声更加大震。1935年，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中医条例，规定对所有中医实行考核立案。
于是在北京进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，当局挑选了医术精湛、颇负盛名的施今墨、汪松春、肖龙友、孔伯华四人作为主考官，负责试题命题与阅卷。从此他们四人即有了“中国四大名医”之誉称。
施今墨对中医理论有很深的造诣，他认为，辩证施治，是中医特长。但传统理论中的八纲辩证并不完善，气血是人体的基础，气血辩证应补充到八纲辩证之中。提出了“阴阳应为总纲，表里、虚实、寒热、气血为余辩证时之八纲。”由之对中医基本理论有了创新性的发展。
他还把兵法用于医疗实践，指出，“临床如临阵，用药如用兵，必须明辨症候，详慎组方，灵活用药。”并创立了治疗外感热性病的“七清三解、五清五解、三清七解（即清理与解表药味之比例为7：3、5：5、3：7）诸法。
施今墨又是进行中医革新和中西医结合的先驱。早在20年代，就开始应用西医病名。曾提出“中医现代化，中药工药化”的口号。他认为，医学是和死亡作斗争的科学，应该与时俱进，精益求精。
他主张中医与西医并存，最早提倡互相结合，取长补短。提出“学术无国界而各有增长。”“诊断以西法为精密，处方以中药为完善。”“无论中医西医，其理论正确，治疗有效者，皆信任之；反之，摒弃不可用也。”
施今墨还十分重视和关心中医人才的培养和中医学术思想的传播，为我国中医事业的长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1932年他在北京创办了华北国医学院，讲授中西医课程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医学院。还创办过中医学校、中医讲习所和中医研究所等。
1954年，施今墨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时，还提出建议，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、中医医院、中医医学院。
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，施今墨曾就出了治疗胃溃疡、十二指肠溃疡、高血压、神经衰弱、肝硬化、肝脾肿大、气管炎等病的十大验方。据此制成的“高血压速降丸”、“神经衰弱丸”、“感冒丸”、“气管炎丸”等曾畅销海内外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施今墨曾任北京医院中医顾问、中医研究院顾问、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等，被邀请担任第二、三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。十年“文革”动乱中，施今墨也遭到了迫害。
在他极为困难之时，周恩来总理让邓颖超亲去过问，解除了他的饥寒之危。1969年春，他自知不久于人世，写下一首小诗：“大恩不言报，大德不可忘。取信两君子，生死有余光。”嘱家人在他死后呈给周总理。
1969年8月22日，施今墨于北京病逝，享年88岁。临终前他还一再叮嘱其子女们：“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，而我的这些经验，对人民是有用的，一定要整理出来，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。”
根据其遗愿，由祝湛予、程济生、施如瑜（施今墨之女）、施小墨（原名施如雪，施今墨之子）修编的《施今墨临床经验集》一书于1982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；吕景山编《施今墨药对临床经验集》一书于1982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四、萧龙友
萧龙友(1870—1960年)，四川三台县人。萧氏五代定居四川，诗书传家。萧龙友自幼熟读经史、诗赋，兼习书法。1890年赴成都，入尊经书院词章科学习。
1897年，萧龙友27岁时中丁酉科拔贡，不久即入京担任八旗官学教习之职。辛亥革命之后，萧龙友曾历任财政、农商两部秘书、财政部经济调查局参事等职。
到1928年，萧龙友深感于数十年宦海浮沉，无济国事，遂生隐退医林之念，不久即弃官行医，结束了自己的仕途生涯。萧龙友成为一代名医，既无家传，又无师承，完全靠自学成才。幼年时的萧龙友就对医药很感兴趣，族中有人开了一家中药铺，他有空时常去识药。在成都尊经书院学习期间，他也抽空阅读中医书籍，每有心得即作笔记，日久后竟“积稿盈尺”。
1892年，川中流行霍乱大疫，省会成都每日死人无数，街头巷尾一片凄凉，许多行医者惧怕感染，潜居不出。萧龙友冒着生命危险，陪同当地一位医生携带中草药沿街巡视，见到病人就进行治疗，从死亡线上拯救了许许多多的患者。
进入仕途后，萧龙友仍然继续研修医学，并在公务之余以医济世，免费为患者看病，收效良好。这时他虽是业余行医，求诊者已接踵而来。
1928年，萧龙友弃官行医，在北京西城兵马胡同建了一寓所，开始了正式的医生生涯。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（学部委员）。